Peter比我大整整二十岁。
这是我帮他订机票的时候知道的。
我还以为他快五十了呢。
不错，他没白头发，他天天健身，他周末去打网球，他行动敏捷，他看起来总是那幺精力充沛，总之他一点也不老相。
然而，即使知道了他的年龄后，我仍然常常产生他和我爸同龄的错觉。
他好像什幺都懂，什幺问题都能解决。
春节过后的一天下午，Peter带我去见个重要的客户。
走到建国门立交桥，正赶上大塞车，半天动不了一寸。
我一看表，离约定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分钟了。
连一向沉稳的老赵都不住地叹气。
Peter一言不发地坐在位子上，转着头观察着车窗外。
灰蒙蒙的天色里，各种车辆头灯射出的光雾突突的，笨拙地捉住前面车子喷出来的尾气。
车头衔车尾，一直蜿蜒到桥下的主路上去了。
没半个小时、四十分钟，谁也甭想离开这儿。
老赵说。
Peter听了立刻说：赵师傅，你在这里等。
然后回公司。
然后回家。
不要接。
说完拉开车门下了车。
我只能跟着也下了车。
因为车接车送，冬天无论多冷，去见客户时我都不穿笨重的羽绒服，最多加件薄呢大衣。
Peter更神，经常只穿件西装外套。
我们就凭这身伶俐的装束在朔风里迤逦而行，瑟缩颤抖。
几个闲得无聊的司机摇下车窗对我们浪声叫好。
好容易下到主路上，Peter招手拦辆出租赶到约定地点，晚了一分钟。
参加会议的其中一位也走的建国门，迟到了半个多小时。
那天开完会，已经快五点了。
在门口等出租车时，Peter向我手里塞了二十块钱说：“待会儿回办公室，拿了东西你就回家吧。
这钱你打车用”
。
那阵子我高中同学特别忙。
她跳了间公司。
真有她的！
才上班几天呀！
这次是家欧洲公司。
新老板里有一位挪威金发美男子，两米高。
于是我们电话粥的主料从陈乐祖Peter变作“两米高”
Peter常嘉伟。
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，她开始批评我的穿衣风格。
比如那次我俩去塞特，看见一件纯棉白衬衫标价四百，她极力撺掇我买下来。
四百？我爸妈工资加起来还没四百。
虽说我月薪也几千，但是都让我妈替我攒着呢。
两百还可以考虑，四百？！
就这幺件啥都没有的衬衫？！
“你真土！”
她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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