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他的手臂骨折了，你来帮我打绷带。”
梁柳抢过护士的话头，强作镇定地挂回煤油灯，未发现医师袍的一角被轻轻牵起。
夜幕降临，秋风在营帐间来回穿梭，偶尔有时日无多的飞蛾猛扑灯火，翅膀拍打玻璃罩发出的沉闷声响，在这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突兀，令人不禁怀疑嘈杂的夏日是否来过。
六年中每当秋季到来，梁柳也会疑惑，疑惑她是如何熬过苦夏，一个个一无所有的夏日。
她披上外套，拎起煤油灯，来到与仲平一帘之隔的病床。
那是一张折叠四方的信笺，她在仲平睡过的担架上发现的，想必是他的物件。
梁柳思虑再三，郑重地展开信纸，只见上用钢笔字写着“佳佳病重盼平安归美珍”
，她眼前浮现出那个美丽的女孩。
原来，他们有了孩子，叫佳佳。
他在笔架山吃了败仗，假扮平民逃跑，身上的钞票、证件全部丢弃，妻子的一封家书却贴身安放。
仲平该多么看重他的家庭。
这世上千千万万的幸福都不属于她梁柳，她自始至终晓得。
但天长地久地，这些幸福成了她心里的水晶球，不能得到，也无法破坏。
她只能偷偷地看一看，摸一摸。
仲平和仲平的家庭于她都是这样。
她将信笺合着两张钞票放回仲平的口袋，不想仲平早已清醒，趁她转身时，忽地抓住她的手腕。
“是你吗？”
黑暗中的人沉默不语，他既害怕又惊喜，不住地抓着她问：“回答我，是你吗？”
“你小声一点。”
“你的手怎么回事？”
他的右臂骨折，便用左手摩挲她的手背，似乎是他们尾声从松山机场出来，不同于纽约州夏季的干燥，台北的湿热令我猝不及防。
从松山机场出来，不同于纽约州夏季的干燥，台北的湿热令我猝不及防。
这可能源于我对台北乃至台湾没有多大的感情，所以即使前前后后居住了一年时间，我仍然无法习惯台湾的气候。
我是哪里的人呢？中国人总讲落叶归根，虽然我才三十岁，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却常常觉得漂泊无根。
我去美国留学，那里是移民国家，大家见惯了不同肤色的人，可每当留学生间聊天，问起“whereareyoufro?”
，我总是支支吾吾地回答不上来。
我想不仅我回答不了，拿这个问题问我的父母、问舅舅，他们也回答不了。
异乡人很难在他乡有“归属感”
，我在美国和台湾感受大同小异。
我出生在上海，没长过五岁搬去了南京，在南京住了三年左右又辗转到重庆。
我的青春时代全是在山城度过的，我到现在都会说很“土”
很地道的重庆话。
眷村最出名的一家牛肉面店，老板娘是重庆人，她听了我的重庆话笑得直不起腰，问我是不是和菜市场小贩学的。
打走了日本人，还都南京，我稍后考取了中央大学，过了两年的安生日子。
二十岁的时候，由于战局原因，我们举家迁往香港，我在那里念完本科最后两年书。
之后搬来台湾，我爸旧伤复发，无力应对公务，好在上头念着父亲的旧功，我们一家三口得以避居高雄。
做了一年的无业游民后，我眼馋国中同学们赴美深造，便也追随脚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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